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民主

　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民主

　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在国家层面的第二个价值目标，是“民主”。

　　“民主”这个词，在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，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专指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制度：“民主”的国家，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，以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用广大民众意见削减政府中央集权。

　　其实，“民主”如果仅仅被理解为是属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的，那就大大削减了这个词里包涵的终极思考和济世情怀。因为制度和手段都存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局限性。制度，从来不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，手段，也只是众多治理方法中的一种。而曾经站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峰上进行顶层设计的那些学者们，他们视角中的“民主”概念，是一种超越了一时一地限制、超越了技术层面的历史大观念，“民主”被他们传达出的终极目的与济世关怀，具有着永恒意义和普世价值，因不受时代制度变迁所限而经典。

　　(一)以民为主

　　“民主”在中国文化中，首先有“以民为主”的含义。《尚书》中说：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，人民是国家的首要。《尚书》作为上古文献，早早就提出了治国要“以民为主”的思想。甚至，这部被历代治国者奉为“政治课本”的古书，它十分严厉地训诫统治者说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”以及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，人民的意愿就是上天的意愿，人民的眼睛就是上天的眼睛，人民的耳朵就是上天的耳朵，——这其实是在表明：民意就是天意。如果说“民”就是“天”，那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“天子”，从文化本意上讲，那应该是“人民之子”的意思，他要替天行道、要奉天行事，就是要奉从人民的意志、满足人民的需求。天子，不仅不能为所欲为，反而应当顺从民意。

　　以民为主、民比天大，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：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、人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，他只是带往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，他甚至要无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、淡化自己的色彩，才能彰显和顺乎人民的意愿。所以《周易》里论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说“群龙无首，吉”，当社会领袖已经化入寻常道之中，不再看见他高高在上的身影时，便是吉利之相。再联系前面《尚书》中所讲的，那就是，天子之眼耳鼻舌身意，都是民众眼耳鼻舌身意的一部分，而不是自己突显个人权威的独立存在。

　　而《老子》也说“太上，不知有之”，说“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：我自然”，老子的意思是，在最好的世代里，人民只是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，也就是，统治阶层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，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;老子又称，这样的统治者，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，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老百姓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，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。

　　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“以民为主”?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，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，在这大地上，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。

　　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老子》出现稍早，《孟子》晚出，儒家孟子目睹当时社会变得礼崩乐坏、甚嚣尘上，却在论著里比前几部文献都更为明确地指出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他认为，连国家社稷的朝代更迭都不如人民重要，朝代更迭中的君王就更不重要了，天下所有的贵重，全都在民众身上。由此可见，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、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，那贵重不变的，始终都是人民大众。

　　以历史的眼光来看，所有的朝代更迭、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，唯有广大人民才是在任何社会、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。

　　所以，中国文化里的圣贤，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。他们与政客不同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，而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。他们的思考结果，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，而是能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，因此，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，才沉淀为岁月洪流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。

　　(二)为民做主

　　“民主”在国学里的第二层含义，是“为民做主”，这个概念是对于治国者、对于国家政府而言的。除了一些极端的无政府主义，所有形态的国家都必然要形成统治部门，来代表人民实现对国家的治理，无论这个统治阶层，是由世袭担当还是由选举产生。所以，人们就要求国家统治者为民做主。

　　在中国文化里“民主”一词最早的出处，是《尚书》中的“天惟时求民主，乃大降显于成汤”，意思是说，上天在寻求民之主，于是就出现了明君成汤。这里说的“民主”，是指人民的主人，也就是国家统治者。那么什么样的人，才配为人民之主呢?《尚书》里又说“皇天无亲，惟徳是辅”，上天没有偏私亲近之人，只辅助贤德之君成事。既然要求君有德，那么君之德就在于能为民做主，所以《荀子》说“天之生民，非为君也;天之立君，以为民也”，上天生育了人民，并非为了君主，相反，上天设立了君主，却是为了人民。

　　古人说的上天，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指代，以这种冥冥天意，来指代政权兴衰的客观规律、指代民众意愿的结果导向。所以统治者的上位、在位，是这些无形力量在起作用，统治者的更换、下台，也是这些综合力量在发生作用。而这冥冥中的广大力量，就来自民意。所以《荀子》里讲：“君者，舟也;庶人者，水也。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。”这也是后来唐代名臣魏征常向唐太宗李世民说的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。是人民的信任交托，托起了统治者的权力;又是人民的信任颠覆，覆灭了统治者的权位。

　　这种“为民做主”的思想深入人心，直到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清朝的第五任皇帝雍正，还特地在他处理政务的养心殿西暖阁里手书一副对联，写道：“惟以一人治天下，岂为天下奉一人”，不能用整个天下来供奉国君，要以国君之毕生来治理天下。这句话，也是《史记》中记载尧帝之言的推衍，“尧曰：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”，不能损害天下人而只利于一个人。可见，中国古代文明社会，从尧舜时代的开启，到满清王朝的收端，“为民做主”的思想作为国家政府的君德要求而贯穿了始终。

　　虽然在体制层面上，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，但是在思想层面，它是中国文化里早已探讨过的社会话题和坚持始终的政治概念。

　　从文化学的角度看，“民主”的思想以民为主、为民做主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不陌生，它从哲学规律上俯瞰历史兴亡，从民本思想上制约君民关系。

　　(三)由民做主

　　“民主”的第三层含义，也是在今天和未来更显出重要性的含义，就是由人民当家做主，人民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。

　　一方面，从社会制度上讲，这是民主制度的体现，人民并不是被国家统治的对象，而是统治国家的主人，政府只是接受人民的委任而管理国家，要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，国家权力来源于全体人民。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源于俄国、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，既民主又集中，既防止政府的专权独断，又克服政策的疲软无力。

　　而另一方面，从公民意识和个人素养上来讲，由民做主、民为主人，就要求每一个公民都要具有主人翁意识。我们常说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这句话的原型出自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的话，他说：“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!”匹夫，是泛指平民百姓，每个公民的言行举止，都关系着天下兴亡的走向。

　　当我们想要享受“由民做主”的权利时，就要尽到“民为主人”的义务，而义务，是沉重的。宋代范仲淹尽到了他的义务，于是他说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如果不是出于任重道远的主人公意识，他何苦要乐少而忧多、常以天下为己任?明代于谦尽到了他的义务，他说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”，如果不是出于力能扛鼎的主人公精神，他何苦要冒粉骨碎身之险、挺身而出冲在国难关头?清代林则徐尽到了他的义务，他说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，如果不是出于力挽狂澜的主人公意识，他何苦要不顾祸福、生死以报家国?

　　所以，要成为国家的主人，就要有作为主人的担当。所谓“铁肩担道义”，每个民众肩上都担负着自己对于国家社会的一份意义，虽然在影响力上有大小之分，但是积少成多，担出了一个铁打的国家。对于我们每一个公民来讲，道义不需宏大，只要在生活和工作中，担负一份正义、传递正能量，承担一份责任、不忘社会公心，就是我们在当下的一份“铁肩担道义”，就是我们为国家兴盛而尽己之责的一份主人翁意识。

　　而今天我们还要注意：“由民做主”的民，是广大民众，“民为主人”的民，是人民百姓。当我们高喊“民主”的时候，是要把大众利益作为服务对象的，而不是把利己主义就认作是廉价的民主。只以自我利益为根本，而不顾家国社会的广大利益，那只是一种泛滥自由主义，是一种不尽义务、只享权利的自私自利的代名词。

　　所以，当中国文化里说起“民主”的时候，所指的，并非是为社会制定出一种没有温度的操作方法，而是投注给人间一种忧国忧民、兼济天下的情怀。“以民为主”体现社会的责任，“为民做主”要求政府的责任，“由民做主”需要民众的责任，民主国家的构建，人人有责。